觀光客的胡亂殺價讓他們無法翻身 悼尼泊爾

上禮拜，台灣地牛翻身，日本害怕海嘯來臨、台灣媒體則在穿鑿附會；接著，一周之內，地牛真的大翻身，在尼泊爾，一個貧窮、瘦弱、政府無作為但人民萬分純樸的國度。消息傳來，讓人心驚，如此脆弱的國家，要怎麼承受這般重擊？

 我很喜歡尼泊爾，它是我第一個獨自旅行的國度。15年前，不曉得哪裡來的勇氣，我想要一個人去爬山，於是飛往尼泊爾，在加德滿都待了一個禮拜後，就到了波卡拉，開始為期兩周的安娜普娜基地營（ABC）健行。透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介紹而雇了一個和我同齡的雪巴嚮導兼挑夫，在沒有什麼高山知識下親近喜瑪拉雅山群。啟程的第一天，村子裡的老婆婆看到我竟然沒帶登山杖，立刻從廚房拿了兩根長棍給我當手杖，就這樣緊抓兩根棍子、一路看著雪巴人揹著我大包包的背影撐完全程。

  一路上，我氣喘吁吁，爬山的時候只能專注的走路，和嚮導沒有太多的對話。只有傍晚找到客棧，換下登山鞋、穿著拖鞋喝著奶茶時才能跟他稍微聊天。甫大學畢業的他，暫時以帶客人爬山賺生活費，他說：「之後我想到海外工作，可以賺比較多錢。我想去有海的地方，我沒看過海。」那一路，如果沒有他，我不可能走完全程，我所有的重物都在他身上，包括相機。在高山上，身上如果多了一公克都會覺得是負擔，若沒有挑夫協助，我根本就不可能走這一遭。旅程結束後，我們通信一段時間，後來知道他到菲律賓的紅十字會工作，在有海的地方。

  那趟旅程讓我對尼泊爾有極好的印象，迷上爬山。那也是第一回我自己雇用一個人，以人力X天數，給對方「薪資」。當時嚮導+挑夫的「公定價」大概是15美金，也就是一天不到500元可以找到一個人帶你爬山、幫你揹15公斤的行李、還不用幫他找旅館不用幫他付飯錢。聽起來很物超所值，但在波卡拉詢價時，我還被其他旅人笑找的人太貴，10至12美金應該就可以找到挑夫兼導遊。我是一個人請一個導遊兼挑夫，但有的情侶檔或是朋友檔會兩個人請一個，看到瘦弱的雪巴人穿著簡陋的布鞋扛著重物走在雪山間，總讓人感到心酸。

  2006年在朋友的吆喝下，又去了尼泊爾一趟，展開了聖母峰基地營（EBC）的健行。平凡如我，如果沒有挑夫和嚮導的協助，我怎麼可能走到氧氣只有平地1/3的海拔5545公尺。那一路，我只要專注在自己的呼吸和腳步，其他的什麼都不用管。而從我身邊不疾不徐走過的有揹著門板的挑夫、有揹著蓋房子樑柱的挑夫，在山上所用的桌子、躺的床、馬桶、洗手台、杯杯盤盤所有器具都是靠人力扛上山的，在那樣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意識到所有的資源得來不易。

 雪巴嚮導和挑夫是喜瑪拉雅山的天使，如果沒有他們，登山家也不可能成功攀登聖母峰，而雪巴人的名字卻很少會和登山家們一起榮耀，他們是默默撐起尼泊爾一片登山榮景的使者。耗時、耗力、早衰、有沒什麼保險，用肉身抵擋著無情的天災與山上詭譎的變化。在Jon Krakauer「聖母峰之死」一書中就揭露了當攀登聖母峰成了名流們挑戰自我、擁抱自然的標章時，紐約貴婦靠著雪巴人又揹又抬也要在聖母峰留下倩影。

  在台灣請一個登山嚮導大概台幣3000至3500元，而那一趟聖母峰基地營的健行，雪巴嚮導與挑夫的費用一天大概美金20-25（約台幣600-750元），這麼廉價的人力還要被無情的觀光客殺價。記得在那趟旅程的某個山裡的客棧佈告欄上，除了一再的提醒山友要注意高山症的症狀，還寫著：不要再跟嚮導和挑夫殺價了，他們的薪水真的很低很低。那句話看得我面紅耳赤，旅人怎麼可以那麼自私，靠著別人的血汗完成自己的壯遊夢想。當炫耀著爬到多高、走到多遠時，是否捫心自問對於幫助我們的人，是否給予合理的對待？還是總是無情的殺到見骨！來爬山的旅人，基本上人人都比在地人富有很多很多，去殺那5塊錢美金，只是你在台北一杯星巴克的價錢。我們喝咖啡有那麼計較嗎？

在貧窮的文明古國，富裕的觀光客反而顯得更加野蠻。知道對方物價低、所得低，所以更趾高氣昂的殺價不手軟。旅遊手冊有時候會提醒我們要討價還價，但我們往往只有討價，而不還價。「以他們的所得，這個東西的利潤他們可以多活一個禮拜。」總會有人在這個時候算術會變好、苛刻的計算人力。於是，在越落後的國家，我們越容易變得野蠻、剝削人力，以在地的人均所得衡量一切，忘了對方和我們一樣也是血肉之軀，也是需要吃飯睡覺和休息。

旅行多年，不得不認同，人生而就不是平等的，有些國家就是來承受人類長久以來的罪、承受人性黑暗與不堪、包容所謂文明世界不想包容或不屑包容的事物。看過越多的各地場景，就會意識到自己能擁有的一切是多麼不可思議。旅行應該是讓人越來越謙卑，而非越來越跋扈囂張。我現在還會想起在尼泊爾，山友計較那三美金、五美金的嘴臉；會想起雪巴人怕丟了工作以至於養不起家人而咬牙答應的剝削價格......。觀光其實是暴力。

  此刻，是最適合走聖母峰基地營的季節，也是最佳的聖母峰攀登季。還記得那一路高山杜鵑開得燦爛，然而記憶中的美景被外電傳來的崩塌房舍、雪崩壓帳篷的景致所取代。媒體熱烈的討論谷歌高層命喪雪峰，那協助他的雪巴人呢?人命不同價，但當我們相遇的時候，可否將心比心給幫助我們的人好一點的待遇、更多的保障。一分錢一分貨，自以為聰明省下的東西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從去年安納普納雪崩造成山難到今年的地震雪崩，不知耗損多少雪巴人，他們的福利、他們的尊嚴、他們的生活，誰來幫他們爭取?所謂的觀光，究竟是造就地方產業還是剝削地方發展、導致一地更難翻身?

  很難承受曾經去過的國度變成戰場、廢墟、災區，感謝曾經照顧過我的尼泊爾人，希望能以堅毅的靈魂度過難關。請大家一起為尼泊爾祈福。

 ＊本文首刊於Okapi去你的文明專欄，文與圖連結：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3621

重起爐灶 Dr. Goods烤箱人生開始

謝謝上豪牌烤箱陪我六年多的時光，實用簡單卻做出了許多糕點。3/30日，他烤完最後一批果乾麵包後就陣亡了。

接著我就去摩洛哥旅行，一直在想烤箱的事情，從2000多跳到8000多是需要思考一下的。沿途因為果乾很便宜所以買了一堆無花果乾、杏桃乾，就是為了回國做麵包。

回到台灣的第一件事是跑去太原路的生活集品買Dr. Goods（我也想跟飛訊訂，可是飛訊缺貨，無法忍受沒有烤箱的人生只好衝去烘焙材料行買），付完錢後就是一連串的粗活。

重起爐灶需要花一番功夫。

先將20公斤重的貨物半推半拉的推至二樓，然後拆封、再經歷一場貓咪的搗蛋，再將20公斤重的烤箱抬至平台就定位。空燒30分鐘、拿鳳梨皮悶燒去異味，一切搞定才能繼續烘焙大業。

開爐第一烤就做果乾麵包。烘焙人生邁向新的階段。

所謂世界上最危險的大眾交通工具

     舉凡「全球十大最受歡迎的城市」、「2015年必去的十個景點」、「一生一定要住的100個旅店」、「世界七大奇蹟」這種歸納條列式的標題，都會讓人手賤的點閱、按讚、分享。彷彿不這麼做就無法納入體系。去年年底，網路上瘋傳世界上最危險的大眾交通工具，前十六名依序是：哥倫比亞波哥大、墨西哥城、祕魯利馬、印度新德里、印尼雅加達、布宜諾斯艾利斯、馬來西亞吉隆坡、曼谷、莫斯科、馬尼拉、巴黎、首爾、倫敦、北京、東京、紐約。看完這個由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公告的榜單（http://www.trust.org/spotlight/most-dangerous-transport-systems-for-women/），其實有點傻眼，不曉得評判的標準為何，雖然該網站有說明其標準，但我還是不願相信。這份不相信的執念或許是因為前三名都是我很愛的國度，甚至應該說，除了首爾，其他地方我都好喜歡啊！更無奈的是，台灣嘴酸的網路媒體，還自己看圖寫註解，波哥大的大眾交通工具圖片旁，自以為是地寫著：這裡沒有鐵路系統，只有由紅色公車串連而成的交通網。

很想在該篇後面留言：「由紅色公車串連而成的交通網，就是台灣做的很失敗的BRT！」

在哥倫比亞波哥大我第一次接觸到「BRT」。如同許多人對這個國家的不信任，毒梟、黑幫讓人對哥倫比亞難有光明面，但別忘了，這個國家可是誕生了馬奎斯，不認識作家也知道這裡捧出了夏奇拉，還有在去年世界盃亮眼到爆表的J羅。衝著此國專門生產俊男美女（今年環球小姐冠軍也是哥倫比亞人），再加上他是南美洲中少數台灣不用辦簽證的國度，於是來晃晃。

　這幾年是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大躍進階段，在海拔2640公尺高的城市裡有飛揚振奮的氣息，大量的外資進來、市區處處是工地，每天早上都是被飯店旁邊工地打地基的聲音震醒。所待的那幾天，陽光異常燦爛。旅行之前，朋友一聽哥倫比亞，直呼：那應該是你去過最危險的國家吧！各式各樣貼心的警告湧來，其中有一條：不要搭大眾交通工具，出門搭計程車比較安全。

我在旅館的櫃台，跟櫃姐說：「請幫我叫車，我要去Parque El Tunal。」小姐說：「你可以搭我們的BRT到portal el Tunal，就在飯店後面，票價約1塊美金，比計程車便宜。」當地人都如此力勸，我只好去搭未曾聽聞的BRT。走到新穎現代的車站，紅色的兩截式車廂剛好駛來，車站的閘門一開，大家陸續上車，就像在搭台北捷運文湖線一樣，憑著直覺就開始了人生第一次的BRT經驗。車上的人看我這副亞洲面孔，淡淡地給我一個微笑；靠走道座位老媽媽還用眼神示意我可以坐在後面的位置。如此和善的氣氛，我怎麼可能和持槍搶劫、綁架公車等情節聯想在一起。在這條縱貫南北的路線上，在地人怡然自得的上上下下，眼神沒有恐懼（我在瓜地馬拉市的公車上看過恐懼的眼神，我認得），就這樣一站一站的抵達我要去的公園。在這個每天有兩百萬人使用的交通工具上，我並沒有感到不安。

　第一次BRT體驗是平凡無奇的，因為平凡，它自然成為在波哥大行旅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畫著胖胖女人的Botero美術館、金光閃閃的黃金博物館、老城區La Candelaria都是靠著BRT加上雙腿在這山城爬上爬下而串在一起。走累了，就賴在馬奎斯文化中心旁的書店沙發，翻著畫面充滿張力的攝影集。口渴了，就找家JuanValdez喝咖啡。在專賣哥倫比亞咖啡連鎖店JuanValdez勢力下，星巴克無法太猖狂。更多的時候，是讓BRT隨便帶我走，透過車窗看著明亮的新城、破落的老區、在巷口盤球的少年，以及很多很多模樣好看的青春男女、很多很多老起來很有風格的男人、很多很多皺紋爬滿雙頰且風韻十足的女人。波哥大沒有四季，但一天裡總是夾雜著雨水和陽光，BRT的窗戶時而雨滴、時而乾爽，反射城市不同光影。

　旅行的最後一天，我又搭著BRT到最初邂逅的公園。當天風和日麗，兩年一次的拉美戲劇節正登場，公園裡有免費的表演，草地上擠滿來看墨西哥劇團表演的觀眾。臉上畫著小丑裝，吆喝路人來看表演的青年，邊攬客、邊跟我聊天，他說：「戲劇節的節目約有兩百檔，有三分之一免費，在類似這樣的開放空間，讓低收入戶，或是沒機會看戲的居民也可以參與盛會。」那年戲劇節的名團演出有英國的阿喀郎‧汗(Akram Khan)”Vertical Road”、瑞士Daniele Finzi Pasca 的"Donka: A Letter to Chekhov,"，但我印象深刻的表演都是在戶外、安地斯山脈作背景的草地上、階梯旁。

　這個發源於南美洲的交通系統去年在台灣登陸了。衝著免費與好奇，在台中試坐。或許是因為很多觀光客搭乘，瞬間我以為在搭「台灣好行」或是「台灣觀光巴士」之類的「觀光專車」。只是透過窗外，看著台灣大道塞的寸步難行，隔壁車道的駕駛看著BRT露出無奈的眼神。一條馬路，對立的情緒拉扯著。從火車站到東海的路程，窗外的佈滿怨氣。

　如果大幅改變城市交通生態、給市民安全便利選擇的波哥大BRT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交通工具；那紛紛擾擾、看不見未來的台中BRT呢？

  旅行哥倫比亞有沒有風險？當然有（究竟去哪個國家是零風險）。套句哥倫比亞觀光局非常得意的標語作結：最大的風險就是不想離開。（Colombia, the only risk is wanting to stay.）

（本文刊載於Okapi專欄--去你的文明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sn/3444）

  

O元的斯德哥爾摩

第一次被物價嚇到睡不著覺是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任何東西幾乎都是台灣三倍的價格，讓人一上街看到價格就腿軟，再往下攤應該就是要行乞的地步。躺在貴森森一晚一床超過2000元的青年旅館上鋪，下床的阿爾及利亞男子鼾聲震的搖晃，頭頂過去一公分的荷蘭女孩則在磨牙。睡不著，因為各種聲音大匯炒；睡不著，因為盤算著旅費夠不夠撐過基本開銷。

在如此貴氣的地方，進咖啡館喝咖啡，奢侈；進餐廳、奢侈；看博物館，奢侈。舒國治在「理想的下午」書中所云的北國水都印象，對阮囊羞澀的我來說，這個水都冷酷的想逃，什麼諾貝爾、公主王子的故事均跟我無關。只能不斷的散步，看人、看車、看外觀，然後倒數計時離去的時間。回到青年旅館，繼續和窮鬼們相互取暖，再聊著慘澹的一天的同時，瞄到公告欄上的FREE這個字眼，不敢相信在如此高貴的地方竟然有O元的旅行。

以下的文章首次刊載在博客來OKAPI的專欄「去你的文明」--O元的斯德哥爾摩

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sn/3490

　這幾年台灣許多小鄉小鎮、部落社區都有所謂的「導覽」，價格收費不一，多半要預約，或是要成團（10以上），自己一人去旅行、兩人同行去約會，很難被導覽。相較之下，三峽老街志工在周末值班的免費導覽服務，格外可貴。綜觀目前各「文史協會」或「社區發展協會」的導覽費用常常是一個團體的報價，解說員導覽一趟基本費用1000至1500元。

  1500元若十個人分，負擔算小；但一人買單，未免也太驚悚。我曾聽過輔導社區的顧問公司像直銷商鑽石級人物，跟著台下的鄉親父老分享導覽之道，他說：「你們都是這裡的達人，要把自己塑造成專家，大家是來聽故事的，怎麼把故事說得好聽有趣比講這個東西有幾百年有趣。」接著他也認為，導覽的費用可以提高一點，他說：「台灣人不怕貴，貴才有門檻，淘汰那些不是我們族群的人。願意花這樣的錢，才是真正想聽的人，也才是我們要的客人。千萬不要義務導覽，免費的東西人家不珍惜！」

　到底收費要收多少才算合理？免費是不是人就不珍惜？其實我沒有答案。不過這幾年去歐洲旅行，都會習慣性的參加當地的Free Walking tour(免費散步導覽)，幾次的經驗下來發現，免費並不代表不好、不專業。第一次參加Free Walking Tour是在貴森森的斯德哥爾摩，在青年旅館吃著吃一餐準備飽三餐的土司，看到公告欄上的FREE字眼，有如救星，立刻湊前一看，傳單上寫著Free Tour Stockholm，每天早上十點在Sergels的大階梯旁集合。

  抱著免錢就去看看的心情翌日立刻去瞧瞧，我在十分鐘前抵達，階梯旁已經有二十幾人聚集。兩個美國青年笑著說：「不曉得這免錢的究竟要帶我們去哪裡？這裡真的太貴了，貴到只能不斷的散步，看人、看車、看船、看外觀。」德國來的老太太則說：「不知免費的會不會很無聊，如果不有趣就中途落跑。」十點一到，一個身材瘦小的韓裔瑞典移民舉著牌子用字正腔圓的英文開始帶大家認識這個城市，他叫Sean，大學剛畢業。

　行程從熱鬧的步行街開始，故事就從H&M怎麼崛起、瑞典公主怎麼嫁給對街那間健身房的健身私人教練，然後轉到Norrmalmstorg旁的信貸銀行（KreditbankenCredit Bank）前，說著1973年在此發生的挾持事件，最後人質和犯人相戀。他說：「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由來，你用google打Stockholm這個字，常常第一個跳出來的資料是這個疾病Stockholm syndrome，而非這個城市有多美多進步。其實這個城市實在太貴了，貴到無法感受它的美。」

　接著，穿過綠蔭遮蔽夏日北國豔陽的國王花園（Kungsträdgården），他要大家坐下來、注意看這裡的樹，Sean提起了1971年5月發生的榆樹戰爭(The Battle of the Elms)，當時政府打算砍樹在此設立捷運站，結果引起民眾抗議、有一萬兩千人上街遊行。民眾的反彈與爭取，成功的保護公園的大樹，讓國王花園成為在地人現在最喜歡來喝咖啡、休息、約會、辦活動的地方。

 Sean的口條很好、肢體語言豐富，他的城市導覽沒有冷場、讓人想做筆記。行程的最後在每年舉辦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音樂廳，他沒說諾貝爾多偉大，只悠悠的說：「經濟獎應該是假的，諾貝爾本人1896年過世，諾貝爾獎從1901年開始，唯獨經濟獎是1960年才成立，那應該不是他的本意。」接著介紹音樂廳後方的商場、市集，他笑著說：「我知道來參加這個Free Tour的朋友多半是經濟拮据的自助旅行者，這個商場價格合理，喝碗海鮮湯、吃個麵包不會讓你有被搶劫的感覺，市場的草莓要買來嘗嘗，來瑞典再窮也要吃幾顆草莓。若你覺得我解說的不錯，你可以給一點小費，若無法給，我也可以理解。」然後，在一片掌聲中，他跟大家告別。幾乎每個跟他說再見的旅人都熱情地與他握手，塞張紙鈔給他。被物價嚇到進入零消費狀態的我，也掏出約十美金給他。

　　Sean給我很深刻的斯德哥爾摩印象，松菸的護樹運動，也讓我想起他，想起我曾在那個公園的大樹下，聽著一則又一則在斯德哥爾摩發生的城市趣聞。雖然是免費，但主辦者的態度並不隨便，後來我還參加了一場下午在老城區導覽的免費散步旅行，帶路的是一個退休的歷史老師，他也把斯德哥爾摩老城區講得活靈活現。散場後，我問他這樣帶導覽的收入完全是靠小費嗎？他點點頭說：「是啊！而且就算是一個人我也要帶。這是一個承諾，每天早上十點、下午四點，我們都有免費導覽，不管風雨、不管人數。日期時間都會公告在各青年旅舍和我們網站。」

　不須事先預訂、不限定人數，這樣的免費導覽一年四季進行，在他們的網頁http://freetourstockholm.com/，或FB往往是看到很陰鬱的北歐天氣，但不管是兩人還是二十人，隊伍依然在城市裡行走。免費就沒有未來？沒有品質嗎？早在2004年就開始在柏林舉辦免費城市導覽的SANDEMANs NEW Europe旅遊公司（http://www.neweuropetours.eu/），這十年來已經擴展到18個城市的免費導覽，除了歐洲城市還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這些主要為自助旅行者服務的導覽行程，更強調在地的生活風格。我曾參加過SANDEMANs NEW Europe辦的都柏林城市導覽，他的主題就是酒吧，打開了旅人對這個酒吧城市的大門。

　免費不見得不好。但把價格提到天價，以視為挑選客人的門檻，只會把視野越縮越小。當標榜只要金字塔頂端的客人時，讓人納悶，金字塔頂端不過是一個點，沒有線、沒有面，從頂端看到的世界，注定是虛浮而不踏實、離開了土地與人的氣味，這樣的世界剩下什麼？

通常行程結束後都會有一張團體照

因為1971年的護樹運動，才保留了城市裡珍貴的綠地。免費導覽行程會在此棵榆樹下讓大家休息、感受。

我愛墨西哥地鐵

喜歡的原因無他，就是因為便宜方便，靠直覺就可以搭乘。因為很喜歡，所以在博客來OKAPI專欄「去你的文明」開張第一篇就寫篇【文盲都不會迷路的墨西哥地鐵】。專欄的連結於此

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sn/3434

全文於下：

　南部的朋友要來台北辦事，因為是他第一次搭高鐵，所以我們約在台北車站見面。誠如大家所知，台灣最大的迷宮就是「台北車站」，永遠搞不清楚的M7、R1、K3像是押寶迷宮路線，不知道跟著F走會抵達哪個奇妙的出口，ABCDE拉扯著焦慮的神經。

　　為確保能順利見面，我幫友人打電話到高鐵的服務專線問：「請問下台北高鐵站要怎麼走到車站大廳？」

服務員說：「你是要搭客運還是捷運？跟著指標走就會到。」

我說：「我要去車站大廳。」

「車站大廳？」對方愣住，叫我等等。兩分鐘後，她說：「你下高鐵，出月台，直接問查票員。」

　　不明白只是單純的指標，為何在台北車站就像一個個的符咒，狗皮膏藥般的亂貼一通，然後最終必須開口問路。對羞於開口的旅人來說，置身在這樣的的車站無疑是掉進黑洞。

　　理想的大眾交通系統指標應該是可以超越語言、單憑直覺、少了躊躇。我是在墨西哥43個學生失蹤事件爆發時抵達墨西哥，照理說是許多人覺得很「不理想」的國度。但從下了飛機、過了海關、拿了行李、走向地鐵，我都沒有問路亦沒掏出地圖。一方便我的西文是文盲等級，二方面我擔心猶豫的問路洩露出我是觀光客的身分。（書上不都恐嚇著不要太像觀光客才不會被搶。）付了5披索的車資（約台幣10元），我跳上了很擁擠的黃線到市區的北車站。過程俐落的不像第一次來。

　　墨西哥市的地鐵自1969年開始營運、長達兩百公里，網絡非常密集，貫穿城市裡大大小小的區域，而且不管坐多遠都是5披索（5披索還是最近漲的，前年他還是3披索，在2008年是2披索，台幣5元不到）。女畫家Frida Kahlo的家、他的情人Diego Rivera的壁畫、中南美洲最大的憲法廣場……，地鐵加上走到鐵腿，在這個城市沒有到不了的地方。西班牙文對我是陌生的，但是車廂上每個站名都有一個代表那個站的圖片，比方穿著閃亮的Mariachi樂手齊聚的Garibaldi站就是一把吉他的符號、收藏名畫且周末免費參觀的藝術宮（Palacio de Bellas Artes）就是宮殿的標誌。這一路我都是認圖案下車，懶得對照單字很長的站名。

 　因為地鐵便宜、在地人使用率高，任何時候搭地鐵都是人挨著人，很擠。不過再擠，賣盜版書、盜版CD的盲人還是可以靈活的在背貼背的乘客中自由穿梭；他們多半背著大聲放送電音的音箱、拎著要賣的物品，彷彿有千里眼帶路般順利鑽過許多人衣袖，不像看不見。年輕的男女則不畏眾人眼光的四肢交纏不斷擁吻，熱吻流出的口液滴到我的鞋尖。很擠，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地鐵一靠站，不流連的下場、上場，繼續跟著指標符號、鑽出地下社會。

  下了車廂，跟著像見到麵包屑即大批前進的魚群，即可走到出口。一波波的人群擁來，讓人沒有時間思考向左走向右走；基本上，被人推著走就會走到出票口。到票口，即離天光不遠了。在這地下社會並不會讓人不安，地鐵算乾淨、地鐵站雖有點陳舊但不會把人導入死胡同，至於城市地鐵常飄出的尿騷味也沒巴黎濃。若有心情，跟著人群走時還可以瞄一下車站內的鮮豔壁畫，Tom Waits、Bon Jovi都被畫在牆壁上，在地鐵上人們多半穿著暗陳的空間裡，這些壁畫有如異象。

　

　11/8日，在墨西哥的最後一天，市區憲法廣場聚集了上百名警力，檢察總長說：「學生全死了。」民眾崩潰。當天我從憲法廣場Zocalo站搭著地鐵去Polanco，地鐵的氣氛很不尋常。站內很多警察、乘客的表情仍舊向過往一樣冷漠。地鐵開了幾站，然後停止，又開了幾站、停了更久。車廂在黑漆漆的隧道裡，大家屏氣凝神，車廂裡也沒有廣播。人擠著人，集體沉默。我是害怕的，擔心窒息在這不通風的車廂內、也擔心是不是有什麼事要發生。然而，周邊乘客眼神多半渙散、沒有什麼遲疑、頂多瞄一下手錶、玩手機的繼續玩手機。過了很久，車子才繼續發動，車廂也沒有任何廣播解釋。

 到了Polanco站，踏出車門、鬆一口氣。如同以往認命地爬沒完沒了的樓梯，轉個彎，猛一抬頭、看到一個被畫上鋼琴鍵盤的樓梯。原以為只是在墨西哥看到最後快沒感覺的彩繪，然而每踩一階，就是一個聲音。快速地走三階就是三連音，慢慢走就是長音。在這琴鍵階梯上，來來回回、上上下下，走著走著緊繃的臉頰竟笑了起來。而另一群和我一起下車的中學生，亦在樓梯跑上跑下，毫無關係的陌生人，在水泥城市共譜奇異的「音」階。

  出了地鐵，直覺地往往Chapultepec公園的方向走，躺在草地上、狠狠地曬太陽。我是第一次來，在這個有兩千萬人生存的城市裡生活一周，沒開口問過路，靠著地鐵上花、噴泉、菜、樹、蝦、蛇、橋、鳥的符號，具象的行遊墨西哥城。

後記：前幾天我實地考察高鐵台北站下車後的指標，月台上有往捷運、台北轉運站，但就是沒有「車站大廳」這四個字。一直到我從6號月台東出口上了手扶梯，感應票卡，才看到「車站大廳」的指標。不禁納悶：萬一我從9號月台搭手扶梯下去、連上捷運出口，那又要怎麼去大廳？

最特別的動物園--屏科大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到動物園看動物算愛護動物嗎？到海生館看小白鯨算愛護海洋嗎？當休閒農場、動物園針對農曆年將至籌備一些年節娛樂人們的「活動」時，建議可走訪屏東科技大學的動物野生動物收容中心，重新認識動物。目前收容的八百多隻動物，各有各的故事，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騏說：「動物來源多半是走私、盜獵而來，他們不只是在此被照顧、展示，同時也凸顯人的愚蠢。」

台灣曾讓熱帶雨林的紅毛猩猩少了1/3

　　22年前屏科大接受農委會林務局委託成立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致力於保育類野生動物救傷、收容，90％都是外來種。曾擔任媒體記者的李安君，在多年前於馬來西亞婆羅洲看到許多紅毛猩猩，沒想到回到台灣後，竟然在屏科大收容中心發現多隻被救援的紅毛猩猩蹤影，她不解的說：「紅毛猩猩應該生長在熱帶雨林，他們怎麼會來到氣候、環境都不適合的台灣，非常不合常理。」

　裴家騏面對收容中心的紅毛猩猩，語帶無奈的表示，1985年至1990年台灣經濟起飛時期，國人走私約一千隻紅毛猩猩以炫富。他說：「進口的紅毛猩猩都是在襁褓中的幼兒，所以獵捕者必須殺死媽媽才能而得到小猩猩。而走私來的小猩猩被藏在船底，當船抵達台灣，往往死了3/4。」這意味抵達的這一千隻猩猩背後其實犧牲了3000隻同行者與1000隻媽媽。裴家騏沉重的說：「為了滿足國人的觀奇，台灣當時讓來自熱帶雨林的紅毛猩猩少了1/3。」

　離開熱帶雨林的紅毛猩猩因為氣候與環境不適與照養不宜，多半在五年內死掉，儘管他們平均壽命是50至60歲。目前在收容中心的紅毛猩猩則反映國人照養差勁，其中有一隻叫做弗斯特的紅毛猩猩，曾被南部某市立動物園關在地下室十一年，只因為它會對人吐口水。弗斯特十一年來就靠著地下室的氣窗看小小的天空，直到被屏科大營救才重見天日。而名喚阿吉的紅毛猩猩主人是煙毒犯，他的眼睛還被主人打瞎。

　除了走私動物，國人荒誕舉止造就的動物亦被收容在此。2010年台南世界蛇王農場非法讓獅虎交配，生出3隻小彪，其中2隻立刻夭折，倖存者「阿彪」則被送到屏科大收容中心。因為脊椎呈S型、後腿畸形，頭兩年屏科大日以繼夜花了兩百多萬照顧這個「異形」，而當時蛇王只被罰了五萬元。

動物故事吸引志工遠到服務

　屏科大收容中心不管是經費或是人力都相當不足，同樣位在屏東，海生館102年的參觀人數超過130萬，別具特色的屏科大收容中心參觀人數則約1萬人。然而收容中心長期的投入並未獲得太多支持與關注，今年的預算僅2000萬，是前年的一半，僅是台北動物園總預算的3％。裴家麒感嘆的說：「預算變少但不能傷及動物福利與照顧，所以我們的人力更吃緊，現在希望透過徵求志工的管道，讓更多人參與動物照護。」

　由於收容中心是以動物福利為出發，漸漸受到愛護動物人士的注意，近年的志工招募還有人遠從台北參與，本身是台北上班族的林韻芳，去年進行一個月的受訓後，取得收容中心志工的資格。林韻芬回憶起當時每個周末必須花至少五個小時搭客運到屏東火車站，然後再花半小時搭公車到屏科大，最後步行半小時才能抵達收容中心。她說：「往返雖然費時，但一點都不覺得累，因為在訓練課程中釐清很多對待動物的觀念，與其說當志工照顧動物，不如說自己得到很多啟發。」

　另一位被紅毛猩猩吸引的台北志工李安君，在轉換工作的空檔也南下進行志工訓練。她說：「屏東太陽很大，但在收容中心參觀不能撐傘，因為我們所有的大動作其實都會引起動物不安。」她指出，受訓過程中大家接力觀察一隻不斷拔自己羽毛的鮭冠鳳頭鸚鵡，透過協力紀錄鸚鵡的行為與作息，試圖了解為何有此自殘行為。李安君說：「在過程中看見照養員全天候的照顧動物作息、改善動物生存環境，這才是生命教育。」

　雖然遊客造訪不多，但收容中心的成績日益受到國際重視，擔任亞洲區域動物救援的重要角色，甚至在2013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WARN野生動物救援網絡」（WARN，　Wild Animal Rescue Network）擔負重要使命。裴家騏說：「我們不能說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因為我們的事都關乎生命，再拮据也要拼命守護。」

城市行旅看動物之2：我不要他們死

　沒有人希望無辜的生命死去，然而面對兩年後將落實收容所「零安樂」政策，部分專家學者露出隱憂，台灣大學獸醫學院教授費昌勇說：「零安樂不該只是口號或是數字，要有配套措施，否則至時收容所爆滿，動物互相咬死、病死、餓死，反而更不人道。」

不可忽視的自然死亡率

　費昌勇指出，根據收容所醫學（Shelter Medicine），收容所自然死亡率>3% 即為不人道，農委會公告的2014年收容所自然死亡率計算，台北市公立收容所過去半年自然死亡率為8.68%、高雄28.67%遠超過3％；過去兩個月，高雄收容所均無執行安樂死，但自然死亡率分別是39.12％與32.63%。而今年七月至十二月，台中市公立收容所安樂死率高達42.8%。高自然死亡率與高安樂死率都是不人道，費昌勇不解的說：「大家都嚷著要零安樂才是人道，但仔細去算在收容所動物死亡率竟然那麼高，其實是很不文明。」

　不只學者對零安樂不安，動保相關人士也透露憂心。曾在新北市五股收容所服務的動保員謝孟臻說：「我不要他們死，安樂死或是病死都很殘忍！」曾見證安樂死的她，回憶整個流程仍眼眶泛紅。她剛去上班的第一個月就目睹收容所執行安樂死，行刑當天，犬舍的所有狗變得異常安靜，彷彿知道有大事發生。而被挑去的那二十隻狗，被送到犬舍的一個房間，然後後一隻一隻被放到平台上，獸醫先打麻醉針、然後補打安樂針，謝孟臻眼睜睜看著狗的頭一垂、身體一攤、體液流滿桌，然後工作人員就把狗放到黑色塑膠袋中。目睹這樣個場景讓謝孟臻發願：我不要他們死！

改造收容所硬體軟體

　為了不讓動物死亡，兩年前，謝孟臻和五股收容所的工作人員積極的改善收容所環境，他們相信，把動物照顧好、環境營造好，自然可提高認養率。她說：「我們把犬舍、貓舍都打掃的乾淨，然後幫動物拍攝漂亮的照片放在臉書上，讓大家知道收容所的動物也很美。」由於五股收容所地處偏僻，收容所工作人員還主動到市區辦送養會，以提升認養率。

　改變環境之外，五股收容所的工作人員以超高標照顧動物，獸醫師常自費買比較好的藥照顧動物，周末還與伊努樂園寵物訓練合作，訓練師蕭伊倫會帶十幾個志工一起溜狗、訓練狗的行為：諸如召回、坐下等，蕭伊倫說：「訓練其實是幫助狗社會化、讓狗適應人，提高認養率。但人也要學習適應狗，互相尊重。」

　三年前，五股收容所每個月安樂死一百隻狗，但因為大家的努力，目前已經達成零安樂。謝孟臻認為，收容所應該是教育場所，目前該收容所亦和一些學校合作，小朋友來收容所和狗互動、進行生命教育。對照日本熊本市的「零安樂」經驗，也是透過工作人員自發性的照顧動物、努力送養、改變民眾的觀念，進而達到零安樂。若只是喊口號，不去真正落實絕育、不加重飼主的責任、不取締棄養、流浪狗只會爆量，至時不只有沒有安樂，收容所依然是失樂園。

城市行旅看動物之1：我們的城市竟容不下一隻狗

  頂著十度的低溫，愛心媽媽楊曉萱半夜摸黑在新北市的水岸公園幫流浪狗換水、放飼料，看著狗群進食，然後再把用完餐的餐盒都收拾乾淨，不著痕跡。新建設的水岸公園近期打造一個婚禮廣場，相對於婚禮廣場的亮麗，同樣是城市一分子的愛心媽媽卻需要躲在城市的暗處。楊曉萱餵食狗的河岸公園還立了一個牌子：禁止餵食流浪動物。她不禁感嘆：「為何我們的城市容不下一隻狗！」

城市裡的黑暗騎士

　三十出頭楊曉萱是貿易公司的助理，工作之餘已經在新莊體育場到五股這段水域餵食流浪貓狗達十五年，最初她在河岸散步，看到又餓又得皮膚病的流浪狗覺得非常同情，於是自費帶狗群去看醫生、幫他們上藥、抓狗去結紮，日日夜夜看護他們。她說：「一照顧就沒完沒了，因為會捨不得，他們就像家人，你對她好他們就對你好。」她一個月的薪水僅三萬多元，這筆錢除了養自己還要養河堤一帶上百隻狗。每天她都要花兩小時從新莊一路照顧到五股，除了餵食還要和狗隻互動、訓練，等她全部收拾好常常都凌晨三點。

　為了照顧狗，楊曉萱不像同齡女孩晚上可以去約會、假日可以到遠方旅行，她一直待在三重，「我如果不在，這些狗怎麼辦？」楊曉萱說。因為她餵狗吃好的飼料、隨身帶著藥品幫流浪狗治療，她管轄下的狗，每一隻都毛髮發亮、氣色健康。她說：「他們過得好、長得漂亮，自然就有人會想領養，這幾年下來，我已經送養一百多隻狗。」和楊曉萱在這個水域幫忙照顧流浪狗的愛心媽媽約有三十位，也就是大家所謂的「愛媽」，自稱是愛媽一員的作家朱天心在「狗媽媽深夜習題」這本書的推薦序裡，稱這些愛媽是「黑暗騎士」，但她們的善意卻不被政府或一般民眾諒解，甚至認為他們助長狗群。

應重罰棄養

　雖然這些愛媽努力帶狗去結紮，楊曉萱甚至曾兩年內抓了一千隻狗做絕育，但流浪狗的數量似乎沒少過，每個禮拜她至少都可以撿到三隻被遺棄的貓或狗，她說：「棄養問題不解決，流浪狗的問題也無法解決。」農委會每五年會進行全國流浪狗調查，根據調查報告2004年約 120,476 隻、2009 年 約86,244，但台大獸醫學院費昌勇教授確認為當下的流浪動物數字遠高於這些。

　根據費昌勇教授統計，台灣家犬絕育率不到四成，以104年全台174萬隻家犬來計算，就有超過百萬的家犬沒有結紮、具生育能力。若這一百萬隻狗視為

50萬對（一公一母）、一年低估只生兩隻（通常都會生四至八隻），每年將多出100萬隻狗。這一百萬隻在飼主無力飼養或是照料不佳下，被棄養的風險很高，自然造就無辜的生命流落街頭。

　　費昌勇指出，公立收容所的收容數字和棄養數字是正相關，這幾年收容所收容動物都突破11萬，這也意謂棄養並沒變少，以2013年狂犬病在七月爆發為例，八月份全國進狗數就暴增。費昌勇說：「澳洲的絕育率達九成，自然沒有流浪動物。唯有落實徹底絕育，才能有效讓流浪動物減少。」新修版的動保法已明定動物需絕育，費昌勇建議政府也應該補助低收入戶進行犬貓隻絕育。除了棄養問題嚴重，長期關注流浪動物議題的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常務理事林雅哲指出，非都會區半放養又沒結紮的動物亦是台灣流浪動物的主要來源，落實絕育刻不容緩。

TNR非萬靈丹

　

　城市的流浪狗議題讓TNR（T絕育、N誘捕、R回置）成了當下許多縣市選擇的處理方式。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今年絕育目標是8000隻，林雅哲說：「大規模的TNR可以有效阻斷流浪動物的繁殖，再配合疫苗以及回置後的照顧，應該可以解決流浪動物的問題。」以2006年台北市動保處和民間團體合作為例，實施街貓TNR，一年內街貓數將低50%。不過也有不少人對TNR的R（回置）感到質疑，擔心回置後的流浪動物在無人照顧下，其實也是生命坎坷。台灣之心執行長劉晉佑說：「TNR不是仙丹，但不做什麼事都不能解決。當下應該是溫和動物全面絕育，問題動物精準捕捉。」

　在政府TNR政策擺盪時，台灣大學關懷生命社七年內已結紮了3500隻流浪動物， 社員郭璇說：「城市流浪犬有的是天生野犬，他們其實是城市的野生動物，比許多人還早進入這個城市。」該社團在2009年於華山文創園區舉辦的「看不見的迫遷」活動，點出都市人無法和動物共處的現象，活動總召盧莞宜說：「大批流浪狗因為華山變成藝文特區，他們被脅迫要流浪他方，而原生的他們在這個城市竟沒有位置、被人驅趕、舉報，我們的城市為何不能跟動物共處？」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理事長林憶珊表示，並不是要大家都愛貓愛狗，但流浪動物既然已經存在，國人就要尊重他們，而非虐待或驅離，她說：「民眾看到狗不要尖叫、撫摸或拿棒子打，這些動作對動物來說都是挑釁。反之，要冷靜的像石頭站著，狗自然不會理你。」她認為當下民眾和動物共處的教育普遍不足，河濱公園與其寫「禁止餵養流浪狗」不如教大家遇見流浪狗應該怎麼辦。該會也建議，應鼓勵學校認養流浪狗、變成校犬，在學校落實生命教育。目前全台國小就有三千多所，還有國中、高中、大學，校犬計畫可以讓很多流浪動物受惠、終止流浪。

（本文刊載瑜2015.2.9中國時報）

日子一直在烤箱旁前進

以為已經繃到插不進一根針的一月，卻莫名其妙的烤了一堆東西，越焦慮就越會賴在烤箱旁。自從「法國麵包教父的經典」配方一書出現在家裡，我就一直想依照Eric Kayser的食譜做柳橙麵包。冬天柳丁大出，很適合在這個季節吃這樣滋味的麵包，況且柳丁黃澄澄的一片，很舒心。

食譜裡需要「糖漬橙皮」，因為懶得出門到食材行買，所以決定自己做。考量到皮要吃下肚，所以捨棄公寓樓下四斤100的柳丁，和好友訂了南投中寮的有機柳丁，10斤420元。

糖漬橙皮看來簡單，卻非常費工，我參考了兩個食譜，分別是Kiki的（http://kikichang.pixnet.net/blog/post/28351349-糖漬橙皮）和我家在阿爾卑斯山（http://dalmatiner21.pixnet.net/blog/post/159961802-糖漬柳橙皮---orange-confite）。花時間最大的原因是要柳丁皮必須除去白色的內膜，以去除苦味。24小時內我試了兩個食譜，剝了20個柳丁皮（所以我家冰箱現在塞了一堆柳丁肉），或許是因為柳丁品種的關係，Kiki的食譜比較符合我對糖漬橙皮的想像，有做出蜜而透的感覺。

Kiki的費工還在於要反覆熬煮，瑣碎的工序其實很像小時後過年前和奶奶窩在廚房大灶旁，幫忙做一些年菜。也很像在家裡幫忙爸媽拔豬腳毛，只為了滷一鍋吃起來賞心悅目的豬腳。

做完金金亮亮的糖漬橙皮很有成就感，年味也近了。

墨西哥 死人唱歌又跳舞

　搭了十個小時的夜車，從瓦哈卡一路到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抖抖骨頭讓關節一一歸位，本想癱在民宿沙發補眠，怎料民宿管家Juan說：「今天天氣大好，趕快去墳場走走。」看看時間才早上八點，而且初抵一個陌生的城鎮，對方就一直慫恿我去墳場，這樣的時間、這樣的邏輯，讓人百思不解。Juan接著說：「今天是死人節（Dia de los Muertos ），全墨西哥墳場最有人氣，很熱鬧像是開Party！」

墳場的狂歡

　在台灣的教育和文化影響下，對鬼神多半敬而遠之，拜訪所謂的墓園更是要帶著肅穆的心，很難想像Juan號召大家去墓園的口氣就像一起去開派對。信步走到小鎮的墓園，原本有點擔心自己會迷路，只見人潮一直往那個方向湧去，跟著人流走像是參加大型的遊行。街道兩邊擠滿了賣鮮花、賣零食的小攤販，而往墓園的小徑上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以郊遊的神情往墓園前進。儘管台灣有清明掃墓節，但是眼前這種要到墓園團聚、野餐的輕鬆氣息，是和我熟悉的文化完全不同的。

 Juan說：「我們通常都會帶著點心、酒、花，來墓園和逝去的親友團聚，這也是家族團圓的日子，大家會鋪個桌布陪墳墓裡的人四到六小時。墨西個有些城鎮還有在死人節這一天陪逝去者共眠的習俗，也就是在墳場過夜。」喝著在地的Pox酒、品著玉米片，隔壁墳墓十字架旁出現了一個樂團，吉他、大提琴演奏著熱情的音樂，樂手忘我的吟唱，大夥兒忍不住跟著音樂搖擺。樂聲一首接一首，儼然是露天的演唱會。而在身後兩碼位置的粉紅十字架旁，也響起了吉他的樂音，溫暖的民謠在鮮花、酒香中泌泌流出。Juan跟著哼唱，他笑著說：「墨西哥人的生活怎麼可以少了音樂，我們是去的朋友當然也要聽音樂，這一天我們在音樂中穿越陰陽界一起歌唱一起共舞。」在死人節這一天，各鄉鎮大大小小的樂團都很忙碌，因為幾乎家家戶戶都會點個樂團幫離去的親友唱幾首歌，這一天，最感人、超值的演唱會就在墓園。

白骨的姿態

 墨西哥人認為死亡之後才能重生，因此對於死亡並不畏懼，對於死後的世界也不避諱，在墨西哥旅行時很常可以看到骷髗頭或白骨人的裝飾，尤其在死人節（11/2）前兩周，更是家家戶戶必有至少一具白骨裝飾，學校小朋友在那段期間的美勞作業也是用紙漿來製作白骨人、白骨馬、白骨恐龍，等各式各樣的白骨生物。乍聽起來很恐怖，但看著小朋友們專注的黏每個關節、彩繪，所呈現出的作品洋溢溫馨與喜感，早已顛覆世人對白骨的印象。

　旅行到有天使城之稱的Puebla，市政廳與各大廣場正好展示死人節的白骨裝飾（ofrenda），吸引許多人來參觀，這樣的裝置如同聖誕節前南美洲各地會出現的馬槽裝飾，只是白骨裝飾更入世，更多人們對已逝者的世界想像。所以會看到白骨人跳探戈、踢足球、遛狗、開車，而白骨裝飾旁一定會擺放麵包、酒、食物、玉米，Puebla的朋友就說：「我們會把這些裝飾做得很花俏或很活潑，就是要吸引逝去的朋友發現這裡，找到回家的路，跟我們團圓。」

　白骨裝飾呈現墨西哥人的熱情與豐富想像力，在非常都市化的墨西哥市也可以看到很多讓人眼睛一亮的白骨裝置藝術，像在熱門的博物館Frida Kahlo的藍色之屋，就在中庭放置長得像Frida白骨人談笑風生，和朋友喝酒聊天的樣子，既討喜又有神秘的文化氛圍。

招魂的遊行

 墨西哥死人節的裝飾都在十月下旬開始布置，與死人同歡的公路旅行到南方大城瓦哈卡（Oaxaca）樂到了極點。瓦哈卡（Oaxaca）向來以承襲墨西哥傳統文化、飲食風格聞名，該鎮的死人節活動更吸引世界各地旅人前來參與。在死人節登場的那個禮拜，從San Domingo教堂到憲法廣場的步行街，夜夜有遊行活動，除了當地的社團，也很歡迎觀光客一起參與。抵達當天的傍晚，就被民宿主人吆喝著趕緊上妝，她搬來了五顏六色的彩妝盒，先把大家的臉打上白粉底，然後就以極其誇張的化妝法將眼睛畫大、嘴唇畫厚、腮紅畫艷，每抹一次，就有另一個自己從鏡子裡跳出來，上妝如同招喚的儀式。化好妝、穿好瓦哈卡地區的花花裙，就往San Domingo教堂的廣場集結，在黑夜降臨時，一個個濃妝豔抹、身穿華服的身影，在吉他、喇叭、提琴的伴奏下，舞動著身體，有如夜裡的精靈。

「這些夜裡是瓦哈卡的化妝舞會，也是我們對亡者參與派對的邀請，希望他們跟我們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在地的龍舌蘭釀造小農Marco說。坐在San Domingo的小廣場看著不同在地團體組成遊行團體從眼前而過，Marco則開心的發給在旁觀看的老老少少木製竹杯，海派的倒自釀的Mezcal與大家分享。大夥兒品著酒、看著遊行隊伍的表演、欣賞煙花以及市政府在老教堂外觀上設計的燈光秀，當然，骷髗頭、白骨仍是燈光秀、遊行的主要基調與裝飾，但不會讓人懼怕，在音樂、花瓣、酒香、跳舞的汗水中，人們早已跨越陰陽界，一起相擁、共舞，感受當下的美好。

　十一月三日清晨，與死人的狂歡算是告終了。我帶著迷濛的眼神，繼續在墨西哥公路旅行，身旁的墨西哥友人說：「菊花裝飾要收拾了，接下來要來立聖誕樹了。」眼前陽光仍烈、身體還微微冒著汗，很難想像銀白的冬日快來了。車子走著走著，又聽到手風琴、喇叭的聲響，我以為是幻覺，昨夜死人節慶典的音樂難道常駐在我的耳窩。仔細往窗外瞧，好幾組樂團在馬雅人灑滿花的墓園興奮的彈唱。我問：「死人節不是結束了嗎？怎麼墓園還那麼熱鬧？」友人問問剛上車的村民，笑著說：「因為今年死人節11/2碰到星期天，這個村子的人覺得亡者可能星期天在休息，沒有出來一起跳舞吃吃喝喝，所以今天再加演一天，讓昨天休息的亡靈今天可以補假吃到飽、跳到High！」

   在墨西哥澎湃的降靈會裡，我突然想起早已到另一個世界發展的祖先、朋友，是啊！應該找 個機會，大家開心的團聚，如同墨西哥人，笑談生死事。

＊本文刊載新加坡1月號「品」雜誌

2015的台東夢 貨櫃屋集村計畫

前言：我是因為「月昇都蘭」民宿才愛上台東，他們開業前的一個採訪，開始我和娟姊與淑雲的友誼。十年過去了，她們的人生有新的選擇。祝福總是充滿夢想的她們！至於我自己會不會愛台東愛到要移民，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頂著冬日的烈陽，江翠娟走過台東東河鄉興昌村凹凹凸凸的農地，思考著要怎麼整這塊地、運貨的吊車怎樣開進小徑才不會傷到樹木。林淑雲則爬上這片荒地上略顯生鏽的水塔，琢磨著之後水路要怎麼設計。戴著大草帽的蔣佩瑾邊巡地邊出意見：貨櫃屋可以擺這裡、那裏可以做生態池、這裡可以種些香草植物……。忙累了，三個人在椰子樹下席地而坐，面對著太平洋，海岸線跟著都蘭山的線條相接，有如一個安穩的臂膀讓這三個離開職場、遠離故鄉的女人歇息。因為這片山、這片海，來自西部、北部的這三人，打算在此共度人生下半場。

 很多人都有「和好朋友住在一起養老」的想法，但這個概念看似簡單實際執行起來卻很有難度，江翠娟說：「每個人到底都是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價值觀，好朋友不見得可以天天住在一塊。」深受武俠小說大俠氣質影響的江翠娟，年輕的時候曾發下豪語：如果我可以賺到一億，要開孤老院，照顧朋友們。她笑著說：「年過五十，這輩子是不可能賺到一億，但朋友們一起生活、彼此互相照顧或許是可行的。」

 十年前，SARS風暴讓她結束了鍾愛的旅遊業、重新思考人生，於是和好友們從彰化移居到台東想一起生活，江翠娟表示，那是第一次萌生集村一起生活的想法，但當時大家還年輕、還是想在新天地打拼看看，於是共同在台東都蘭村買地，開了民宿「月昇都蘭」，這是都蘭第一間有規模的民宿，反應非常好。然而，當最初來台東一起生活變成一起「討」生活時，朋友之間就有不同的意見與看法，一開始四個人的組合漸漸拆解，他們仍然繼續在台東生活，只是最初集村的夢想並沒有達成。

 在開民宿的歷程中，江翠娟與夥伴林淑雲認識來自台灣四面八方的朋友，其中有些人亦想在台東開始人生下半場，集村的念頭再次湧現。「經過十年的民宿生活，再加上自己心境的改變，在今年結束手上的『私房景點』民宿工作後，我覺得我知道要怎麼進行這件事。」江翠娟說。

  就她的經驗，一起生活的第一關買地與蓋房子就已經挑戰不少人的荷包和心情，而一旦花了錢，搬來台東才發現自己不適合住在這裡，更增添人生的負擔。於是她和友人先承租為期十年的國有地，在這片四甲背山面海的土地上，她們放棄打地基、蓋房子，而選擇對環境沒有侵入性的貨櫃屋，林淑雲說：「在都蘭買地蓋房子花千萬跑不掉，但一個貨櫃屋約十萬元，重新裁切、設計裝潢，建築成本一定遠低於蓋房子。」國外許多舒適貨櫃屋的案例成了他們參考的範本，而如何對環境友善更是她們思考的議題，所以他們參加了「一人一千瓦社會企業」的自行發電計畫，擬以太陽能供給自己的電力。「我們希望能源自給自足、飲食也可以自給自足，所以日後自己的菜自己種，這片土地會成為集村人一起栽種的農場。」林淑雲說。

　貨櫃屋成本低、可移動的彈性提供想來台東養老、務農的朋友另類的選擇，目前貨櫃屋集村計畫將在明年二月落實。原本在台北從事珠寶與旅遊業的蔣佩瑾已移居台東八年，對於這個計畫相當期待，她說：「這是有點黏又不太黏的作伴計畫，彼此照顧但又有自己的空間過日子，最重要的是，可以省下惱人的買地蓋房子成本。」

  蔣佩瑾提醒想要來台東養老的都市人，這裡沒有夜生活、適合喜歡獨處的人、生活不似都會便利、田園生活一定有壁虎老鼠做伴、夜晚很黑。她樂觀的說：「我們是嫁給台東的單身女子，因為愛上了，所以可以為這裡卸下高跟鞋、過著農婦的日子，但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